（三）生命的神圣性仍然是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在论证安乐死的正当性时，有学者提出生命尊严论与生命质量论，认为现代社会应该从传统生命权观念向现代生命权价值结构的转变，把质量与尊严观念引入新的生命权概念之中，主张摆脱生命权神圣性的传统哲学。

同时，大部分媒体都没有报导立法的过程，电视则是完全忽视。这就等于说以色列的法院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继任者，这保证了以色列的法官基本上是同质化的、思想意识比较接近的一个群体，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尤其如此。

1992年3月，以色列议会（Knesset）通过了两部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基本法》（Basic Law: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和《职业自由基本法》（Basic Law: Freedom of Occupation）。[57]司法机关要成为一个积极的政策制定机构，要受到自身制度逻辑的拘束。再次，就规范的层面而言，无论是《司法机关基本法》还是前述两部人权法，都没有明文规定法院可以行使违宪审查权，更不用说宣布议会的立法无效。关于法官或最高法院在民主国家中的角色，巴拉克的思考是逐渐发展和成熟的，他曾经以类似主题发表过多篇论文和演讲，[1]本书即是他2002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所刊之文的扩展，[2]系巴拉克司法经验和理论的系统总结。倘若只有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这样的宪法就是部分而非完整的宪法，这样的国家机构就是没有灵魂的机构。

就制度意义上的可诉性而言，他认为无论权力分立还是民主本身都不会禁止法院审理案件，对政治部门的尊重不能取代对法律的尊重。三、司法英雄巴拉克以色列宪法革命的发生与阿哈龙.巴拉克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本人拟就此对政治、宪法及相关的几个概念作一具体辨析，以求教于大家。

二者的逻辑起点是不一样的，因而具有不同的学理意义。但从逻辑上来看，仅仅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政治形式显然无法使得宪法的正当性价值在实践中获得考证，而使得宪法正当性功能在政治运行的逻辑中经常性受阻，影响政治的运行，也影响宪法的实施。1.宪法政治强调政治的运行以宪法为体，宪法之于政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因果关系上，存在没有前宪法现象就没有宪法的因果联系。

他们更注重宪政的工具理性，而非其价值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等宪政赖以建立的条件，甚至还理想主义地把宪政制度之确立作为后两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忽略了它们至少应当同时并存的逻辑基础，从而人为地割裂了宪政制度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关联，使得中国近代立宪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由是观之，政治现象先于宪法现象而存在，政治是一种前宪法现象。

政治对应于宪法，正如权力（Power）对应于权利（Right）。通过以上分析，在功能上目的性与工具性的区分明确了宪法与政治两个概念的确定性。而宪法政治立足于宪法之于政治的正当性，以权利为本位。问题却在于：政治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周延，使得我们在实践中永远无法找到一条切实有效的逻辑路径来求证并获得非法律部分政治问题的外延。

[11]早在古希腊，政治的正义性就作为一个显性的政治哲学命题被提出来。正如那些具有古典式宪政意味的价值准则不能称为宪法[11]。一般而言，价值问题是可以脱离事实问题而存在的。正如有人提及政治就是阶级社会中各权力主体为实现和维护其利益而以政权为核心所展开的活动及其所结成社会关系[9]。

最后，笔者还要强调，在逻辑上，宪法对政治功能的表现并不能归结为政治宪法。并提出了，百年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就是政治立宪，文明的政治的最高形态就是宪法政治[1]。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法律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意志，列宁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政治措施，毛泽东也提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政治宪法范畴侧重于制度的宪法，具有静态性，宪法政治范畴关注于运行的政治，具有动态性。

3.宪法政治表达了政治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政治，解决了一个重要的价值问题。政治宪法则表明宪法的设计以政治为体，宪法之于政治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宪法政治，顾名思义，即依照宪法来施政，意味着以宪法为中心而设计和展开的一种政治模式和政治运动形态。[12]莫纪宏：《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7页。当前中国理论界对此讨论十分热烈，特别是对于政治概念的多种定义上，无论是占主流的关系说、现象说，还是较有说服力的活动说、政策和策略说及权威说，凡此等等。正如有的学者看到的：以近代宪法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宪法思想基本上是以逻辑方式表述的话语体系，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事物具有的可分性、对立性。按照逻辑规律，政治宪法必然会受到来自事实层面的自我否定，而宪法政治必然会受到来自价值层面的自我肯定。

宪法是以控制权力、保障人权为己任。政治宪法，即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依托一定的政治权威通过特定的政治手段所形成的具有形式宪法特征的政治现象。

这无疑是解析政治与法律（特别是与宪法）之逻辑关系的一把钥匙。在很多问题上，似乎存在着西方国家用理论（或者称为价值）说话，而古老的中国用事实说话的区别[12]。

政治是围绕一定的权力而展开和设计的。价值论相对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而言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在逻辑学上，将宪法政治归结为前宪法现象可以避免政治与宪法价值的逻辑错位，宪法政治是一种应然的宪法，而不是相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解决政治和宪法这两个概念的确定性问题。而政治宪法则描述了宪法是什么样的宪法，属于一个地道的事实问题宪法与政治是什么？它们应当怎样？当我们开始追问这样的问题时，政治宪法和宪法政治的逻辑区分实际上就已经成了显性的问题。在立宪者们看来，制宪权就是一种政治权利。

政治宪法在于宪法其表而政治其里，以权力为本位。我们当然无需怀疑这样的命题还有什么价值上的错误。

作为现象的事实宪法即不得不从观念到制度进行彻底的价值转换。[4]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155.[5]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26.[6]Michael halberstam,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modern concept of poli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7.[7]《尚书·毕命》。

《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 行政法学》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 进入专题： 宪法政治 政治宪法 逻辑考辨 。这样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

因此，任何工具主义的泛政治化思潮都是缺少逻辑基础的。5.政治宪法注重政治之于宪法的影响力，以权力为本位。宪法政治内蕴了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导向。只有在宪法应然性的推动下，政治才成为逻辑上的必要。

但如果进一步作具体分析，这两个概念又是各有侧重点的。按笔者的理解，这里的法律，首先和主要体现为近代以来产生的根本大法——宪法。

如果说，人类政治和法律文明史的发展链条是由两段组成的话，其节点就是近代宪法的产生和政党政治的出现，正如把人类社会阶段划分为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一样，近代资产阶级宪政革命无疑是人类政治法律文明史的一座里程碑。而价值问题是不具有确定性的，对其真实性的证明则通常只能依赖被证明对象自身的合逻辑性的程度以寻求主体价值的支持力度。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宪法的法律性经常性地被受到质疑。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政治利益服务，为权力服务的。